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超大型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理念应该向何处转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委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设计大师杨涛在今天接受江苏经济报记者采访时，谈了他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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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吸取教训提升“韧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网上有不少声音认为，在面临公共卫生事件时超大型城市“不堪一击”，进而质疑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发展导向。杨涛认为，超大型城市和城市群的形成，既是世界城市化进入到高级阶段的潮流和标志，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点，既带有规律性，又具有方向性，是城市化、市场化、富裕化、机动化等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也完全符合中国人口基数庞大、空间分布集中、土地资源紧缺的基本国情。
“从发达国家看，经济发展必定伴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向城市的汇聚，并且超大型城市也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杨涛说，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大城市群，形成了巨大而紧密的一体化区域城市和城市区域，不同区域间、城市间以及城市内部组团间人口流动和出行移动日益频繁。航空运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广域交通高速便利化，城市内小汽车交通、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等快速机动交通方式的普及化，助推了国民流动性和市民机动性的大幅度提升。
“正如我们无法逆转现代社会更加频繁、快速、深入、多样的交流一样，城市发展的步伐也不是人力所能扭转。”杨涛说，最重要的是吸取此次疫情给城市治理带来的教训，提升城市管理的“韧性”程度。
应完善城市防疫应急保障体系建设
“在设计一座大桥时，不会只考虑它能够承受多少车辆通行，还要考虑到大风、大水、地震等特殊情况下它是否能屹立不倒，这就是‘韧性’，一座城市也是如此。”杨涛认为，要想提升城市的“韧性”，建设健康安全城市，硬件基础方面，需要建设和提供体系完整和功能完备的医疗卫生体系(包括建筑、设施、设备等)，防疫抗灾设施体系，应急救援设施体系，市政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交通运输、生活供应、卫生环保等城市运行保障体系;软件基础方面，需要培养建立充分且胜任的医疗卫生、防灾救灾人才队伍，完整的卫生防疫、应急救灾法律、规范和标准，高效有力的防疫抗疫、应急救治、配套保障等决策指挥、组织实施、协调监督、宣传疏导等体制机制。必须把城市防疫应急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到常态化重要工作和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中，确保各类防疫抗灾硬件设施建设到位，大疫来临，有备无患。
在交通运输方面，杨涛建议，面对疫情时期的新变化和新需求，城市交通组织和管控需要调整思路、全局考虑、系统推进和统筹应对。应重点利用大数据、新媒体等非接触调查手段，对生活物资、应急救援、基本通勤、基本生活等交通需求进行详细调查，合理排定各类需求优先级，优先保障医疗防疫和基本民生需求，制定协同实施的交通组织与管控方案;对粮油、果蔬等生活物资的运输，应秉持适度集中的原则，临时关闭分布零散、不易管理的菜市场等场所，适度集中以便于进行卫生检疫与检验，由专业人员按指定时间、指定地点进行无接触配送，并做好配送人员的医疗防控措施;对基本通勤等人流运输，则应秉持适度分散的原则，通过上下班错时、交通运力供给错时等方式，降低高峰时段的人流集聚程度。
推动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所经历的每次重大疫情几乎都源自于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生物之间的侵扰与冲突。”杨涛认为，要推动形成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系统，将城市家园营造成为理想中的山水城市、田园城市、生态城市，建设维护好公共卫生系统，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生活低碳节俭。
“那种缺少规划、仅考虑GDP的土地规划不应该再出现，人口高度密集、功能单一的超大型社区也应该减少。”杨涛说，城市在规划中应该更多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可以打破，两者应该统筹发展，避免城市人口过于集中而引发一系列问题。随着城市化逐步迈入高级阶段，城乡交通系统将更加一体化、快捷化和便利化，人口会向大城市的远郊转移，此时亟需规划理念的转变，合理利用空间资源，满足人类居住、就业、办公、休闲疗养等多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把城市和乡村紧紧结合在一起。
杨涛认为，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新交通技术和电子支付、快递服务等新业态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未来AI技术在城市决策、规划、建设、管理、运营以及疫情灾害防控方面的深度运用，也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和市民生活的必然趋势。此次新冠疫情公布不久，就有研究人员通过自媒体公布了基于手机信令跟踪和大数据分析的湖北省、武汉市进出人口流动和在全国各省市区的分布，这对政府和医疗应急部门第一时间制定有针对性的防疫抗疫方案有很大帮助。
不过，杨涛同时表示，新技术的运用只是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一个方面，“这是城市主政者决策的职责而不是规划的结果，而科学理性的城乡空间治理制度建设，尤其是干部任用与决策机制才是解决问题最关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