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将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两学科的发展脉络纳入时间序列进行详细梳理，发现其“同源—分化—再交汇”的演变进程可以进一步划分为5个阶段：学科诞生阶段、学科分化阶段、学科分裂阶段、实践交汇阶段和研究交汇阶段。这一发展脉络正是两学科作为典型的应用型学科，面对不断变化的实际问题，引入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方法，逐渐深化和细分而形成的。
PART 01
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与公共卫生的渊源
现代城市规划诞生的背景
18世纪中叶起，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大量农民迁入城市，集聚于工厂周围，形成成片贫民窟。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过度拥挤的工人住宅及其恶劣的通风采光条件，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为城市的公共健康带来了严峻挑战。此外，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人口集聚，各类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巨大的社会恐慌。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成为现代公共卫生形成的契机，也间接引致了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
英国《公共卫生法》与“田园城市”的提出
1831—1832年在英国爆发的霍乱引发了一系列官方和私人的卫生调查，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查德威克于1842年发表的《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他认为正是腐殖物、排泄物和垃圾散发的气体导致了疾病，因此将公共健康问题“更多地归因于环境问题而非医学问题”。1848年，由他主持制定的《公共卫生法》在英国国会得以通过，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公共卫生法案。这一时期对于公共健康的考量主要集中于物质环境建设，其一系列措施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先驱。
1898年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论。在他看来，公共健康等城市问题正是由于城市人口急剧扩张、城市过度拥挤造成的。由此提出结合城市和乡村的优点构建“田园城市”，试图通过人口的限定和绿地的组织，在区域层面解决城市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
花园城市运动
关于田园城市的理念一方面在英国通过田园郊区、卫星城的实践不断演化和修正，一方面不断向外扩散影响，在世界各地得到大量的实践，并延伸出新的理论和手段，形成了20世纪初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花园城市运动。其中最突出的理念和实践当属邻里单元与雷德朋布局。在美国小汽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规划师意识到其对行人安全的潜在威胁，开始考虑将社区生活与快速的汽车交通相分离，以保障居民的安全和健康。
邻里单元图解
雷德朋布局
从《公共卫生法》到田园城市理论再到花园城市运动，众多理论与实践者不断试图通过物质环境建设来改善公众的健康水平，人口疏散、住房改良、绿地组织、功能分区与交通分离等成为规划师应对公共健康问题的重要手段，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公共卫生领域的认可。
PART 02
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的分野
基于细菌学与流行病学的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基于细菌学的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瘴气说”的式微和“细菌说”的突破，公共卫生领域的兴趣从物质环境建设更多地转向了细菌学研究。1892年，纽约市卫生局为应对霍乱爆发，设立了细菌和消毒科，下设诊断实验室，这一实验室在霍乱平息后继续对白喉进行控制，不久后又演变成为研究机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美国其他地区和欧洲诸国在纽约的示范下也开始设立众多公共卫生实验室，人们逐步研究出霍乱、鼠疫、伤寒、结核等恶性传染病的疫苗，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一系列传染病传播途径的揭示也为公共健康的环境治理措施提供了依据。
基于流行病学的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到了20世纪中期，人类的疾病谱与死亡谱出现转折性变化，对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开始由传染病转变为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公共健康领域随之展开对该类疾病病因的探索和预防，其中现代流行病学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个人生活方式在疾病中的角色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影响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由此，公共卫生开始逐渐关注物质环境和社会经济领域，而这些正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重点关注的方面。
基于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基于物质空间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共健康的初步改善，人们对城市规划的关注开始转向空间的建设。1933年由柯布西耶等人发起的CIAM发布了《雅典宪章》，强调规划师和专家应基于各类因素的考虑提供最终完美的空间规划方案，集中体现了“功能理性主义”的规划思想。二战后，许多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这些国家开始推动大规模的空间规划和新城建设，城市规划被广泛视作建筑设计的延伸，大量的规划师和研究者开始进一步探讨空间形态设计的理论支撑，以指导城市规划设计的实践，营造更为美观漂亮的城市空间。
基于社会经济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随着战后各国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发展，基于物质空间的城市规划促使城市的居住状况和环境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也带来了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投资巨大的新城建设对城市人口的疏解作用有限，且许多新城新区缺乏活力，甚至不适于人们生活;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更新项目造成了城市活力的丧失，其对底层阶级的变相驱逐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始，人们对此类规划的批判逐步兴起，城市规划的理论探索也随之转向社会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城市规划的实践开始引入系统论，广泛进行城市数理分析和结构性规划。
PART 03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再交汇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再交汇的初期探索
战后以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口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但也积攒了深重的环境与社会问题：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工业化的扩张，粗放的生产方式导致大规模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同时不合理的城市结构和政府政策促使小汽车大量使用，导致城市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下移民潮不断壮大，悬殊的经济差距和文化差异带来社会隔离与排斥，社会对立与矛盾逐步加深。在环境污染、社会矛盾和全球贸易深化的影响下，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进一步提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持续扩张，健康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
20世纪60年代，已有一批规划学者开始反思现代城市规划模式下的健康问题。Jaqueline Tyrwhitt协助主持的哈佛城市设计会议、ConstantinosDoxiadis策划的提洛斯研讨会和创办的《人居环境科学》杂志成为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学科交流的重要平台。1986年WHO提出“健康促进”概念，进一步扩展了公共健康的领域，使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行为和生物等各方面，并将地方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纳入行动主体。该概念的提出被视为“新公共卫生”的开端，而健康城市正是这一概念的具体应用。
健康城市运动的出现及实践
1984年在WHO支持下召开的“健康多伦多2000”会议提出了“健康城市”的概念，2年后在里斯本召开的健康城市研讨会正式发起“健康城市项目”，其随后逐渐演变为影响全球的“健康城市运动”。WHO将“健康城市”定义为“健康城市是作为一个过程而非结果来界定的，其并不是指达到特定健康状况的城市，而是重视健康状况并努力进行提升的城市，它真正需要的是对改善健康状况的承诺和实现它的相应架构与程序”。可以看到，这里的健康同时注重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同时，健康城市强调的是过程而非结果，注重城市与各领域间的差异，强调协作，其界定是描述性的，而非量化或公式化的标准。健康城市运动目前已在全球6大区同步推进，并在各区内和区间建立了广泛的健康城市网络。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交叉研究的兴起
随着健康城市运动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城市规划和公共卫生的交叉研究领域。一批学者从宏观尺度入手，考查城乡发展与公共健康的关系。其中部分研究通过历时数据，实证分析不同国家城镇化进程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另一些研究则分析了城乡发展影响公共健康的主要因素。更多的学者则基于微观尺度，通过大量实证分析，研究建成环境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对健康城市的相关理论与技术展开研究。
PART 04
总结：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关系的演进与未来方向
将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发展脉络纳入时间序列，两者总体上经历了从同源到分化再到交汇的演变过程。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发展脉络图
进一步细分，可以将两学科的发展进程划分为5个阶段：学科诞生阶段、学科分化阶段、学科分裂阶段、实践交汇阶段和研究交汇阶段。
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发展进程一览表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乡环境污染和经济社会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凸显，公共健康问题有待更多的学者在我国具体国情下结合城乡规划与公共卫生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的交叉研究，以促进相关规划与政策的合理制定。
建构城乡规划与公共卫生的交叉研究框架需要我们首先建立两大学科人才的联合培养机制，打破学科壁垒，为城乡规划和公共卫生的交叉研究和具体实践储备人才;其次，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研究体系，在统计学的框架和方法论基础上，对我国的城乡规划要素和公共健康水平展开相关性研究和因果性论证;最后，则可以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开展城乡社会经济机制与公共卫生管理体制的交叉性研究，将公共健康议题纳入城乡治理框架，指导我国城乡公共健康建设的具体实践。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8年第3期《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渊源、发展与演进》，作者：杨瑞，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欧阳伟(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医疗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田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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