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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杂志
2020年 第3期
非常态交通管控与韧性交通系统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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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上海20180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交通系统在阻断病毒传播和保障复工复产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疫情期间的交通管控是应对非常态的非常规措施,主要目标是在阻断病毒传播的同时,合理保障必要的出行活动。由于疫情不同阶段的交通管控决策需求和模型方法体系与日常情况有显著差异,有必要对疫情期间交通系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防疫对策进行梳理总结,思考现有的理论方法和新技术如何与疫情防控决策需求相结合,并思考如何构建韧性交通系统。

  城市空间活动观测体系与交通管控政策

  传染病疫情的突出特点是“人传人”。在全球化和城镇化背景下,通达便捷的交通网络导致人员流动频繁,这是传染病疫情快速扩散的重要原因。制定有针对性的交通管控政策是阻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经验。然而,交通管控作为传染病防控的一种非常规措施,缺少先验经验,在疫情防控前期存在阻断有力但保障不足的现象,缺少对于不同类别出行需求的科学研判和精细管控,例如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前期对于中转滞留旅客出行、医护人员通勤出行、封闭社区居民就医出行等必要出行需求的保障不足。

  基于移动大数据,建立面向行为主体空间活动追踪分析的城市空间活动观测体系[1]是疫情期间科学管控交通的关键。非常态交通的管控重点是对出行需求特征的精准识别,疫情期间主要体现在出行需求特征的监测和轨迹追溯。城市及城市群中不同居住区位和类别居民的空间活动链、造访热点地区、空间活动范围和强度等具有规律,在移动大数据支持下具有可预测性。以移动通信数据为主,结合乘车码和公共交通数据等建立城市空间活动观测体系,可以系统分析各种活动需求和不同类型人员的流动需求,明确流动需求的优先次序,系统评估流动需求对于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秩序恢复的影响,在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的同时合理有序释放各类型人口流动需求,为疫情防控中的交通管控政策提供分析工具,为更加精细化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风险评估建模仿真与出行服务保障

  疫情期间出行服务保障与日常情况的差异在于需考虑疫情传播扩散影响,包括交通工具、场所的疫情传播风险和干预措施评估,以及在疫情风险管控基础上的交通组织方案评估与优化等。为此,需在现有的基于活动的交通预测模型基础上,研究居民出行时空特征与传染病传播扩散的互馈机理,包括交通工具和场所内部的传染病传播特征,以及疫情对居民出行行为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传染病学的相关模型,建立基于社会接触关联的传染病扩散风险模型。基于上述模型,可以对疫情时空扩散风险进行实时评估和态势推演,评估与优化交通组织方案。

  建立一体化的应急出行服务平台,对于保障疫情期间必要出行需求、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也至关重要。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公共交通影响最大,也是出行服务保障关注的重点。一方面公共汽车交通和地铁因为客流量大,需要对车辆满载率进行管控以降低传染风险;另一方面部分公共交通出行群体会改为驾乘小汽车出行。因此,疫情期间基于出行服务平台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客流特征的监测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合理调整线路、车站和发车频率,减少人流集聚导致的传染风险;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出行服务,例如定制公交等,可以减少小汽车出行需求,也是维持和培育公共交通用户市场的重要手段。

  韧性城市理念与韧性交通系统构建

  城市日常运行受到多种来自外界和自身的冲击和扰动,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性事件,也包括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累积型冲击。近年来,众多学者和城市规划建设者已认识到直面这些冲击和扰动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韧性城市理念逐渐萌芽并得到迅速认同。韧性城市的核心理念是接受并正视上述冲击和扰动带来的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基于风险分析评估和相应的制度保障,促进城市从被动应急防御向主动风险管控转型,从而减少灾害带来的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减少受灾人数及空间影响范围、缩短城市恢复时间,并以此为契机实现转型发展。

  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下半场,处于由大规模建设到精细化管理的高质量发展转型期。在此背景下,基于韧性城市理念的韧性交通系统构建,是保障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城市交通系统综合防灾能力的迫切需要,也是解决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的基础设施老化、资源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有效手段。韧性城市交通系统的核心内涵在于应对外部冲击的方式上[2],从以往着力复原旧稳态,逐步转向形成新稳态;从防御性应对,逐步转向防御与适应性调整相结合;从自上而下的单一系统调度,逐步转向适度发挥自组织效能;从主要依托安全冗余,逐步转向冗余与多样性替代相结合。

  多难兴邦。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需要深刻反思城市交通存在的短板和弱项,加强城市交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增强城市交通应对风险的韧性,才能有效应对各种复杂风险的挑战,实现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