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刊文《中国官媒：城市化出现“大跃进”》。文章说，中国官方媒体日前刊文批评城市化中的“大跃进”现象，指很多城市的发展方式不切实际，贪大求洋。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把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一些农民“被上楼”，违法拆迁、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官方媒体批评城市化中的“大跃进”现象，指很多城市的发展方式不切实际，贪大求洋，包括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

　　《人民日报》昨天引述学者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二是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经济发展规律。中国2009年城镇化率是46.59%，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

　　中国的城镇人口统计包括在城镇生活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但很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还有一些农民被城市化后，成了“扛锄头的市民”。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日前说，中国的城市化率被严重高估，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利。官方预计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这意味着每年平均至少有2000万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

　　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左右，从今年开始，用20年时间使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5%，意味着中国每年为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要投入2万亿元人民币。

　　《人民日报》引述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鸿雁说，未来10年至25年是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的社会整体变迁期，这期间，中国将有5亿至6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与地理变迁之一。

　　但城市可持续发展、农民流动、土地合理利用、区域整合、社会阶层变迁、社会公平等问题，将随着城市化的深化，呈现出由小到大，由隐性到显性，由局部到区域发展的态势，而各级政府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准备并不充分。

　　城市化农民变“两栖人”？

　　学者指出，城市化的真正标志是进城农民有充分的就业和完全的市民权益。

　　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却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现象。2001年至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人口增长却只有30%。而一些地方推进城市化的冲动来自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把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一些农民“被上楼”，一些村庄成建制地变为城镇，违法拆迁、暴力拆迁时有发生，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重庆工商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易忠指出，有“两把剪刀”损害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一是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二是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

　　长期研究“农民市民化”的中央党校学者王道勇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被市民化”倾向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流动人口“被农民化”倾向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流动人口往往被主流社会排斥，其利益常常被剥夺。

　　“城市化说到底是人的市民化，而不是楼房化和建制镇化。城市化是农民变市民，而不是把他们变成亦工亦农、亦城亦乡、颠沛流离、候鸟一般的“两栖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曾业松认为，城市化不仅仅是漂亮的外表，而是要有城市化的内涵，要有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否则就只是一种表面的城市化。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离开了工业化，就是违背了城市发展规律，到头来一定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