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断回望城市规划的交通人所写的,与交通相关的文字。但正如在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现象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逻辑推导链条是如此之长,这些文字如此“冲动而发散”,我们甚至很难从传统定义上,找到个中大部分文字和交通的直接关联,以至于,为着文章标题究竟该单纯体现交通还是更多的关键字,她犹豫了很久。直到她忽然意识到:一切皆交通,而交通非交通。
便从疫时交通需求管理说起
由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日久,同步引发规划界的许多冷思考。在寻求规模经济效应的常态空间组织模式的另一面,城市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非常态时的韧性问题,因其裹挟范围之广之切身而重新引起业内外普遍关注。交通方面,严控居民出行需求和倡导个体化出行方式的疫时交通像是城市的“反相”,在城市常态化运转之时只会被抽象为数字和“路人甲”的个体出行者,以及其交通出行行为的“利他性”,从未有哪个时期像此时一样,牵动着每个人敏感的神经。春节后,随着各地返城高峰的陆续到来,疫情防控工作压力已逐渐从人口流出地转移到了人口流入地,与前者(湖北省除外)管控人口体量普遍较小、集聚度较低和多数地区偏于熟人社会治理体系的特点迥异,后者疫情防控工作的艰巨程度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均远甚于前,亟待采用最严格的疫时交通需求管理手段严加防范。
一级响应时期,交通需求管理工作大致分为保障和阻断两种(杨东援老师)。其中,交通保障主要围绕应急救援及国计民生相关人员物资运输工作,多从供给侧展开、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从业者完成;交通阻断则主要针对上述交通出行以外的其他出行,重点从需求侧的交通生成-出行时空分布-出行方式选择-出行路径选择四阶段施以管控,其重中之重是交通生成阶段的交通出行需求抑制,即通过各类型政策措施,严控居民弹性出行需求,同时尽力将其必要性出行限制在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范围之内,其管控措施严格程度及持续时间依据疫情发展而相应调整。从目前看,疫情发展和封闭小区的交通管制持续时间均尚存不确定性,作为正在居家办公间或赴高速公路口值勤、亲历“人体护城河”和“表格抗疫”方法的交通人,我从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一样,深感国土空间治理、交通需求管理和扁鹊所言“治于未发/治于初起/治于病重”治病三境界之间,如此紧密关联。无疑,疫时对作为交通需求生成之源的社区实施封闭管理,以及非疫时对于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交通出行方式的引导,皆属交通需求管理上策之“治于未发”,但我们每每在“病初起”和“病重”阶段走了太多弯路而导致事倍功半。时下,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疫情过后,如何防止类似的灾害再次发生?如果再来一次类似的疫情,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而在以往的交通需求管理乃至城乡规划实践中,我们忽略了什么?
疫时某高速公路入市口收费站
(据现场观察:该站每班需同时配置信息采集、体温初测复测、车辆疏导、病患护送等人力,每天排4班,每班逾40人,合每日投入逾160人次)
光有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的
《黑天鹅》的作者塔勒布说,“除了过度专注于已知知识,人性还有另一个弱点:习惯于学习精确的东西,而不是从总体上进行把握”。这句话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如何严阵以待,下一个灾害永远有可能在人类最不设防的地方(而不是我们已经从过往灾害中学习并强化防护的地方)袭来。因此,我们在关注疫情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种种具体问题,并且为之采取精确措施的同时,还需要尽快抓住当下疫情拐点未到的“进行时”,充分利用仍被不确定性甚或恐惧心理重重裹挟的身心状态以及由此激发的敏锐机能,去推测下一个灾害的发生情境,进而从中总结防灾“理论”,以期举一反三,全方位提高防御能力。
与城乡常态下的运转状态相比,抗灾期间的生产、生活要素(包括人、物、空间等,下同)组织模式往往因空间管制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各类灾害在灾损方面的共同点是,发生地的要素集聚度越高,其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往往越严重;而易于沿交通运输体系传导和放大,则是具有传染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有别于地震、洪涝等其他灾害的独特之处。如若将疫情所引发的反常态现象归咎于城市集聚和公共交通风险、而对已由规模效应带来的“城市的胜利”视而不见,或是将“物质空间因集聚而应有的防御功能”混淆为“物质空间集聚的必要性”,或者将“流的失控”等同于“空间的失控”,难免在思维逻辑上失之偏颇。
城市空间是如何被塑造和强化(因而也更脆弱)的?
城市是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人口密度的、聚集了各种非农产业从业者(包括文化精英)的聚居地(Sjoberg)。追逐要素流而处于动态变迁之中,并且由于可获得发展要素的类型和数量多寡而呈现差异化发展特点,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所在。相较于农耕文明时期城乡空间的弱连接、弱流动性、离散态分布,及其行政或社会机制主导的治理体系特点,当下基于区域一体化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构起来的城市发展格局,已经呈现出经济发展的高度外向性和行政边界模糊化的特点。这种通过交通网络编织将区域乃至全国城乡体系变为结构共同体的发展形态,有利于增进城乡发展要素的更高效对流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有利于维持任一网络节点的“个体性结构稳定”,是我国推进区域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卓有成效的主要措施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各网络节点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互牵制力量的加大,该结构共同体同时也面临“整体性结构脆弱”的隐形风险——本次疫情的传导扩散特征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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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度发达网络的区域发展要素空间组织概念图(常态模式)
在灾时模式下,尤其在重大疫情一级响应时期,实施封闭式交通管制的各层级空间单元与外界的部分或全部运输通道处于关闭或受约束状态,呈现强行政管制、弱对外连接、类离散态的发展特点。这是建立灾时城市治理机制的空间语境,也是思考灾时该空间单元维持其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时所需要素的出发点所在,比如:这些空间单元所需的应急物资该如何被最高效而精准地分发,病患通往医院的“路途”如何尽可能地缩短,疑似病例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发现和有效隔离等。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条块事权切分的常态管理机制由于管理层级过多和跨部门信息不对等,难以满足城市应急状态下的高效性要求,因而亟待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技术,以及民间专业救援机构、志愿者等力量,推进灾时治理体系的扁平化建构,城市空间、人、物等要素组织模式应当与这种“平战结合”的治理体系相契合,甚而将其与户籍制度、乡村振兴等时代命题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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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度发达网络的区域发展要素空间组织概念图(灾时模式)
国土空间规划如何应对:“+应急响应”还是“应急响应+”?
正如一日有昼夜之分,形成常态和非常态两套治理体系,是包括国土空间规划在内各行业谋划发展方案之时的应有之义。传统规划编制法规体系对城市防灾规划虽则有较为明确的要求,但在过往的规划实践中,由于灾害对我们而言遥远而抽象,我们的防灾措施往往“举重若轻”且缺乏应变弹性。本次疫情初起时,关于疫情后续发展态势的许多判断失误告诉我们,基于历史发展轨迹和有限经验知识做出的未来预测,非但不可靠,反而有可能导致更大的风险。在此次疫情终结之后,人类的前路依然会遇见许多“黑天鹅”和“灰犀牛”,同样高度依赖线性预测、以“确定的物质空间”和“光辉蓝图”手法见长的传统城乡规划模式在适应“不确定的未来需求”方面已然缺乏足够韧性,亟待开展系统性反思和尽快推进转型,结合突发事件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的差异,制定更多的发展情境(从plan B到plan X),提前做好韧性空间规划,并且和灾时更扁平化的治理体系相协调,层层落实网格化覆盖至每个封闭管理的最小空间单元。
鉴于灾害对城乡经济社会环境可能造成的断崖跌落式破坏,我们应当认识到,城乡安全宛如数字“1”,只有其得到有效守护,后面代表财富增长的更多“0”才有意义。因此,城市应急响应规划宛如规划师必备之灰色画笔,应当在程序上成为开展其他各层级规划的前置条件而非配套专项——想象一下画家作画的寻常程序:若无暗色素描作底,何来缤纷彩图?
什么样的生活场所可以让我们安于耐受更长时间的交通管制?
经此一疫,我们得以认识到社区空间组织在非常态下的更多意味(事实上,对社区的新认识何止于此)。因疫情防控而实施小区封闭管理时,城市物质空间使用呈现反集聚和去中心化的特点,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物质消费空间和非物质生产空间从实体空间的相对集聚走向以社区为载体的虚拟空间分散;菜市场、便利店、药店等社区配套设施——作为非常态下社区居民生活便利品的主要供应点和国家应急响应系统的“神经末梢”——其网格化覆盖程度越高、选址越趋近社区人口分布的中心,提供的商品服务越多样,对于抑制所在社区居民出行(强度、距离、时长)、进而控制交叉传染风险的效用越明显。出于同样的目的,除以上服务设施外的非物质消费类社区配套设施,可通过开发一站式网上业务办理平台等方式,逐步将线下服务向线上转移,达到抑制不必要出行需求和减少实体空间占用的多重目的。灾时的社区功能仿佛城市“巨噬细胞”一般,其空间设计范式需要上升到交通需求管理乃至社会稳定和城市安全的视角予以重新审视。
当需要对居住小区实施较长时间的封闭管理,且疫情后续发展情况尚不明确之时,小区内部空间设计质量对于居民精神疗愈的影响尤为明显。通过合理设置小区内部公共活动空间,强化小区内部景观设计并同步提高其观赏性、生态性和参与性,以及设置疏密有致的休憩空间和软、硬质铺装等措施,可以较好地兼顾疫时疏离状态的公共空间活动和非疫时增进邻里交往的需求,对于安抚小区内居民情绪亦具有较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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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生态性而无参与性的新小区公共空间
(植物景观过多过密而硬质景观过少,园路亦过于狭窄,既不利于疫时的人群疏离和通风,也不利于增进非疫时的邻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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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兼容多样化使用状态的景观设计
(即便破旧如斯并且人车混用,仍然较前者更可兼顾不同时期的使用需求,并且成功吸引了前述新小区的老人小孩纷纷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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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0cm高度视角开展设计的小区环境
(这是一个让所有曾居住于此的幼童在搬离之后仍然念念不忘的小区,虽然他们无法准确地描述,吸引他们的到底是什么)
疫情过后,住宅的通风和排水设施设计标准,以及市场的户型偏好或也发生变化,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大户型社区的居民相较小户型社区更能够耐受长时期的封闭管理,居所内部有露台、庭院时尤其如此。一个能够向远处眺望的大阳台也不错,即便窗外黄土朝天,并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交通政策有哪些需要被重新审视?
交通方面,在本次疫情中引起普遍关注的是,在常态运转模式下使用政策相对受限的小汽车、公路运输方式,均在这次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高铁、民航、地铁、常规公交等各类型公共交通工具则因其高密度运输而令人闻之色变。我们应该庆幸,此次疫起之时各大城市已普遍处于后机动化时期,公共交通导向发展的基础设施框架基本完善、其所能够给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已经有目共睹,因而不必担心会继续陷入十年之前关于公共交通和小汽车孰先孰后的大规模拉锯战,但由疫情所引发的诸多交通“反常态”现象、以及其可能导致的行业变革仍然值得反思,撷其一斑分析:
交通发展的行业定位和国际语境正在发生改变。本次疫情是在中美贸易战尘埃未定和逆全球化思潮汹涌的背景下发生,疫时外贸受阻滞的态势料仍将在后疫情时代持续较长时间,并对港口、机场的国际客货吞吐量带来重大影响。在重振经济活力方面,尤其在激活内需市场方面,交通运输体系将存量空间的交通流转变为现金流的潜力值得期待,从功能定位上,交通运输行业亟待从“人和物运输的基础保障”向更强调主动激发经济活力效用的“经济增长要素”和“优质公共服务”方向转变,其“第二曲线”(查尔斯∙汉迪)时代或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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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第二曲线”概念图
有利于“平战结合”的个体交通方式需要被更理性地对待,但“因噎废食”或将导致巨大的机会成本。小汽车方面,从去年下半年有关媒体资讯,已可依稀看出给拥车政策松绑的迹象,疫后可能出现的变化,一是放宽拥车指标(同时进一步强化用车需求管理),二是路外机动车停车场的市场化经营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但在城市交通方面更容易被忽视、在出行需求引导方面却更直接有效的是街道空间路权分配:要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理性做法是通过提升步行、自行车路权和街道空间品质,倡导低小汽车依赖的健康生活方式,并且由此增进交通流和沿线业态活力的互益发展;从居民日常出行的角度,道路空间亦“非交通”,而是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的最重要平台——毕竟,在上下班等日常出行途中顺便锻炼身体,比专门抽出时间去健身房和公园锻炼要易于实施得多(此处放几张我家乡绿道的照片,大家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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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力稳定性和灵活性是考量区域运输“平战结合”韧性的前提条件。这个视角有利于让我们在因地制宜推进内河货运通航、公转铁等运输政策方面保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疫时在应急物资保障及民生物资运输方面灵活机动的公路运输体系是一个正在面临从业人员老龄化、环保及治超政策收紧等多重压力而走向式微的行业。当下一个黑天鹅来临的时候,谁将在这方面取而代之?无人驾驶货车吗?
城市配送全链条提升空间较大。城市配送是维持灾时经济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也是在实施长时间的小区封闭管理时,能够使居民保持生活品质如常感受从而更加安居家中的交通需求管理重要手段:一些恐慌性消费和类似“口红效应”的慰藉性消费需求得以从线上找到出口。但我们往常对于城市配送系统的政策关注显然还不够,无论配送网点、配送工具,还是由本次疫情集中暴露出来的城市配送系统与社区的末端衔接,比如:疫时如果需要将快递员挡在小区门外,由谁来完成快递物资由小区门口到收货居民之间的传送,如果需要由后者下楼取快递,如何降低其沿途所可能经历的传染隐患?很显然,只要有高频的上下楼活动,电梯定期消毒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那么,通过改善楼梯间的清洁和通风,引导大家多走楼梯可以吗?或者在下一次疫情来临之前,对电梯的外部控制面板进行改造,使其增加指定楼层停靠的功能,以实现楼房垂直交通层面的“无人配送”?在租户集聚、老龄人口众多而且往往缺乏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因其多重不利因素叠加而在本次疫情中引起格外关注),城市配送如何照拂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是从出行链的视角推演,可以延展出无数的“非交通”思考。但它们显然也都对城市配送的供需体系、乃至经济活动的扬抑产生了重要影响。
结语
“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人类的天性,可以想见,如果不在蒙受苦难的“正在进行时”尽快完成总结,待疫情过去,我们终将在欢呼胜利和大唱赞歌之时开始遗忘,从而使今日之所有伤痛失去意义。
所以危机也是一次不可浪费的机遇(米歇尔·渥克)。这次疫情的影响范围如此辽阔深远,以至于几乎可以引起所有行业和每个人的反思。疫时因出行受限而导致的彼此疏离和隔绝,何尝不是我们平日不曾仔细张望世界的隐喻;任何一个在上一秒远在天边的事件,也都有可能像冠状病毒一样,瞬间近在眼前。而我们所有的适时反思和总结——即便只是如本文般做切片式的思考——亦可以让我们在下一个黑天鹅来临之时,庆幸自己不曾白白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