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晚报)他是著名规划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他主持编制过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成渝城镇群规划等众多重量级规划。
去年起，他有了一个新身份——《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项目总负责人。
他就是李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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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2049》研讨会，第一天，他是台上的主讲人;第二天，他是台下的听众。
《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亮相之前，本报启动主题绘画征集活动——邀请全市12岁以下儿童，画出自己心中的2049，画出明天的武汉。看到孩子们充满想象的“童画”，李晓江非常高兴。他说，其实，《武汉2049》是一份为孩子们做的规划。
昨天，在会议间隙，李晓江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这个规划或许不那么科幻
记者：《武汉2049》刚刚亮相，有人说，这份规划无论从表达方式、侧重点、加减法理念等，都与以往完全不同，点赞;但也有人评价，36年后的武汉，怎么不那么科幻?变化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作为《武汉2049》的规划师，您认为这个规划最大的改变在哪里?
李晓江：其实我们在讨论2049的时候，一直纠结于一个问题：梦想，梦和想的份额。
在北京请院士、专家论证的时候，就有专家直接提出，你们“想”的多，“梦”不够，科幻、梦幻少。
后来我们想确实是这样，我们往前看36年，再往后看36年，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已经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城市高速发展，人们从买一辆自行车都觉得很高兴，到现在不少家庭有小轿车，从不知电脑为何物，到现在几乎人人高频率地使用互联网……
每一个阶段回望，都会发现科技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我们穷尽所有想象力，都无法想象36年后会有怎样的新科技。比如有人说到时候每个人装一副翅膀，就再也不用承受道路的拥挤了。如果按照这条路径，我们邀请全世界的未来学家一起想象，也未必想得对。
但换个角度想一下，36年前、现在、36年后，人的本质的变化到底有多大?人们对幸福、对安宁、对安全、对休息的追求，未必有科技变化那么快。我相信，到那时，人们仍希望享受比今天更好的空气、更好的自然环境、更清洁的水、更多的休息娱乐空间。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但也有些东西是确定的。我们就是要让确定的东西得到保障，让不确定的东西由后人去解决。毕竟，我们不是为36年后盖一栋房子。
用36年的前瞻，我们就会知道，未来，文化更加珍贵，环境更加重要，未来，人的休闲需求会越来越大，我们要把这些东西保护好，保留住，并从今天就开始建设，不要把子孙后代享用的东西提前享用掉。
城市应该是多元的
记者：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快与慢、眼前与长远，是骑自行车好还是开车好，是多建高楼大厦还是多留点绿地，常常令人纠结。作为一位规划者，您认为在这个纠结的时代，城市管理者、市民该如何自处?该如何选择?
李晓江：这正是我昨天没有展开讲的问题。未来的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是多样化，是包容。我想起20年前，我和世界银行的一位专家来武汉开会，闲暇时随便逛了一条街，很有生活情调、很有味道。很遗憾，20年后再去那条街，那种感觉没有了。
城市要改变脏乱差，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所有多样化的东西变成同质化，城市应该是多元的。武汉应该有最高端的酒店、最现代的市民中心，但也应该保留最自然的、符合低收入人群和本地老百姓生活方式的空间和设施。
面对纠结，如果要送给城市管理者一句话，我认为是，把握时代大的脉络和走向——绿色、生态、公平、正义、繁荣、富裕，同时，一定要保持多元、多 样。我最怕领导有两个偏向：过于用自己偏好为市民做决定，比如觉得这个不好看，就要拆掉，觉得那个落后就要消灭掉;另一个偏向，是过度的从众心理，一个社 会一定是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允许有不同的声音，满足不同人不一样的需求。
如果要送给合格的2049武汉市民一句话，我认为是，更加积极的生活，更多的承担市民的责任。
36年后的社会
应该更多一点幸福感
记者：昨天，一个闺蜜在微信上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采访《武汉2049》研讨会。她问，为什么要搞2049?我说，为了你还没出生的下一代。您今年58岁，冒昧问一下，您有没有孙子或孙女?按照您为武汉设计的2049规划，你想想他们会过怎样的生活?
李晓江(笑)：我现在还没有第三代。我想象一下，36年后的社会，应该比今天更加从容、更加安宁、更多一点幸福感。
我们都在讲“成长的烦恼”。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和复兴过程中，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今天谈2049是共和国百年，至少已经两代 人、三代人付出了代价。到2049时，起码应该是第四代人了，我相信他们应该会比我们幸福，比我们得到的更多，比我们有更高的境界。
我们这一代人很辛苦，付出的很多，但好像欲望也很强烈，处在一个躁动的阶段、一个焦虑的阶段。我希望这些能很快过去。到第四代，我希望这个社会首先要更加包容、更加从容、更加淡定，这一点可能是比所有的物质环境都重要。
其次，一定要比今天有好得多的生活环境，我认为，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中国的崛起是失败的。
我们30年付出的生态代价，实际上是吃了后人的粮。严重的空气污染、严重的水体环境恶化，如果今后的30年没有一个大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是不负责任的。但我相信，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讲，如果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是能够把环境治理好的，这个欠账是能够还的。
第三，物质更加丰富，但同时，应该有更加理性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一个更好的内心、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加良性的社会。
我们做的事是防止最坏
记者：我们常常在好莱坞大片中看到，未来的地球被污染笼罩，人们纷纷逃离。而在近百年前，梁漱溟在回答“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疑问时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会一天一天往好里去。”
在做2049规划时，面对“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疑问，您会怎样回答?
李晓江：其实从人类学会思考后，就没有停止这样的疑问。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就一定会担心，一定会焦虑。
充满了恐惧怎么办?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去维护好的东西，去改变不好的东西。规划师的理想是追求最好，但实际上我们做的事情是防止最坏。因为你永 远不知道最好是什么，但你知道最坏是什么。就比如谈恋爱找对象，你不知道你要找什么样的人，但你一定知道不想找什么样的人。对错的判断要比对对的判断更清 晰。
这次做武汉2049规划，可以说是我多年的规划理念和武汉想到一块去了，大家共同为未来变得更好、至少为未来不变得更坏找一条路径——空气不能再污染，绿色空间不能再减少。